作者简介:苏 飞(1982—),男,安徽颍上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工作,E-mail: suf910@163.com。
近年来,由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洪灾问题日益严峻,洪灾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以2013年余姚洪灾为例,对女性洪灾脆弱性特征及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女性洪灾脆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独立性差;灾前准备不足,防灾意识薄弱;灾时身心状况差,需求未被满足;灾后恢复时间长,心理状况堪忧;防灾救灾参与度低,自主性缺乏。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洪灾信息获取渠道、防灾减灾技能以及特有的行为模式对女性群体的洪灾脆弱性具有重要影响。
近20年来, 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负反馈作用开始凸显, 暴雨等极端降水事件发生频次和强度明显增加, 引发的城市洪涝问题日益严峻。随着城市洪涝的增多, 性别差异在洪涝灾害中表现得日益凸出。女性在洪灾预防、应对和恢复中的脆弱性特征与男性差异较大[1, 2]。较之男性, 女性在洪涝灾害面前的应对能力更低, 更容易受到伤害或死亡的威胁, 灾后恢复时间也更长[3]。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提高, 性别脆弱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并逐渐成为灾害研究的热点领域, 研究内容也不断拓展与深化[4, 5]。目前, 国外学者开始从人口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关注性别脆弱性研究[6, 7], 但将其与洪涝灾害相结合的研究较少, 典型实例亟待充实。国内性别脆弱性研究相对滞后, 研究成果较少, 主要集中在地震等突发灾害对两性产生的影响[8, 9]。总体而言, 对性别脆弱性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 随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框架的改变而改变[10]; 从研究框架来看, 性别脆弱性是脆弱性研究在社会性别领域中的拓展, 性别脆弱性分析框架也尚待统一; 从研究内容来看, 现阶段对于性别脆弱性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性别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性别脆弱性的程度以及对某一自然灾害情境下的性别脆弱性进行评价, 缺乏对性别脆弱性形成机理与调控策略研究[11, 12, 13, 14, 15]。
2013年, 浙江省委提出了“ 五水共治” 战略, 决心狠抓治水, 惠利民生。同年10月, 浙江省受台风“ 菲特” 影响, 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其中余姚市受灾最为严重, 70%以上的城区被淹, 部分居民被困长达半月之久。因此, 本文以2013年余姚洪灾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 对余姚市女性群体的洪灾脆弱性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以期为城市灾害风险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余姚市位于杭州湾南岸, 隶属宁波市管辖, 现辖14个镇, 1个乡, 6个街道, 总面积1 501 km2, 2012年末人口总数为83.5万。2013年10月受台风“ 菲特” 影响, 余姚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水灾, 70%以上城区受淹, 主城区交通瘫痪、停水、停电, 大部分住宅小区低层进水, 经济损失严重。值得关注的是, 与男性相比, 本次洪灾对女性的影响更为严重, 女性的脆弱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 本文选取2013年余姚洪灾为研究案例,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实地访谈, 了解2013年余姚洪灾的实际情况。首先, 对余姚受灾群众进行实际调查, 了解居民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基本受灾情况。其次, 对女性群体的灾时和灾后的身心状况进行调查并且记录。再次, 走访相关部门, 了解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救助、恢复措施以及专业建议。
通过对2013年余姚洪灾情况的前期了解, 最终确定主要调研区域为凤山街道、阳明街道以及陆埠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先后2次前往余姚市的3个重灾区展开实地调查, 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问卷200份, 回收率100%。
自古以来女性被社会认为是“ 弱势群体” , 扮演着较之男性更为“ 脆弱” 的角色。通过调查(表1)发现, 受灾居民中, 女性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男性, 文化程度偏低, 则导致女性获取洪灾知识的渠道有限, 洪灾知识储备不足。女性洪灾知识的缺乏, 使其无法采取适当的灾害预防措施, 灾害发生时更易受到伤害, 脆弱性特征明显。
在经济方面(表2), 女性收入水平普遍低于男性, 经济独立性相对较差。在社会认知中, 男性就被视作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主要负责一个家庭的经济来源, 女性多相夫教子。经济地位往往决定着女性的家庭地位, 女性经济收入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家庭地位的降低。在洪灾中, 女性的脆弱性特征就表现为自救能力弱, 对男性的依赖性强。
社会角色的不同, 导致两性对灾害的感知程度不同。“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思想使男性有着更多的机会了解家庭外的事物, 获取洪灾知识的渠道更多, 从而有比女性更高的防灾意识。此外, 对灾害的感知、预估以及防灾意识也影响着两性在灾害中的行为模式。
由表3可知, 将两性进行对比发现, 从心理准备、预防措施以及对避难场所的了解情况看, 有心理准备并采取预防措施的男性多于女性; 就对避难场所的了解程度而言, 女性的了解程度大大低于男性, 而这反映出女性灾前的心理和物质资料准备不足, 导致洪灾中女性脆弱性突出。
图1显示, 两性在洪灾时的健康状况也有着显著的差异。从死亡、染病以及受伤的人数来看, 女性人数是男性的3~6倍[15]。这反映出灾害对女性健康的不利影响大大超过男性, 女性在洪灾面前表现得十分脆弱, 生理健康状况堪忧。
由表4可知, 灾时女性不仅对卫生物资有着特殊的需求, 还有着对食物的需求:女性更多的是对蔬菜和水果的需求, 而男性则更多需要米面和肉类, 这反映出性别差异对生理需求的影响[15]。因此, 政府在救助时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充分考虑到两性的需求差异, 食物补给需要满足两性的不同需求。
研究显示, 女性在灾害发生时, 除了生理健康和生理需求, 心理上也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15], 更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如图2所示, 大多数受灾女性表示, 在洪灾发生时, 她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普遍存在恐惧、焦虑等情绪。
洪涝灾害不仅给灾民带来了物质损失, 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伤害, 人们在灾难中受到的心理、精神伤害在短期内很难弥合和恢复。从图3可以看出, 两性灾后心理恢复时间存在明显差异。两性的灾后恢复时间普遍在5~15 d左右, 恢复时间1~5 d的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恢复时间5 d以上的女性明显多于男性。这说明女性的灾后恢复时间较男性更长, 心理状况较男性差, 女性的灾后脆弱性突出。
两性在灾后的心理状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表5可知, 大多数女性在灾后都感到恐惧、悲伤和强迫性重复回忆, 而男性则表现较少。超过50%的男性表示, 洪灾对其心理状态并未产生影响, 而仅有约20%女性表示没有影响。这说明, 女性在洪灾后的心理状况较差, 精神压力较大, 抑郁程度显著高于男性。由于洪灾对于女性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因此女性在灾后需要更多的心理疏导和帮助。所以, 在灾后恢复的过程中, 女性不仅仅需要政府提供的救灾物资, 还需要及时地心理疏导和帮助。
对女性参与防灾救灾的情况进行分析(图4)表明, 68%的女性并未参与到防灾救灾工作中。灾前, 急救培训、预防演习的女性参与度较低, 防灾预防演习以及急救培训的缺失, 使女性在洪灾发生时自救能力减弱, 伤亡率增高。灾后, 参与救灾、心理疏导以及灾后体检等活动的女性也很少。这说明, 女性在灾后恢复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 身心健康问题也未受到重视。在防灾减灾活动的参与方面, 女性处于被动状态, 缺乏自主性, 参与度低。灾前缺乏合理的防灾培训, 灾时难以进行自我救助, 灾后心理诉求匮乏, 女性的这些脆弱性特征使其在灾害中比男性更易受到伤害。
分析女性收入水平与预防意识、采取防范措施之间的关系(表6)发现, 女性的收入水平与洪灾预防意识、采取防范措施呈正相关关系。年收入较低的女性中, 大多没有应有的洪灾预防意识, 表现为在遭受台风和特大暴雨时, 不能意识到有发生洪灾的危险, 在洪灾发生前没有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年收入较高的女性中, 大部分有洪灾预防意识, 表现为在发生台风或特大暴雨时, 有应对洪涝灾害的心理准备, 在灾害发生前提前采取防范措施。此外, 通过两性对比发现, 由于女性收入水平较男性低, 经济独立性较差, 女性对洪涝灾害的预防意识较低, 会采取防范措施的女性相对男性少, 这也反映出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洪灾预防意识和防范措施的采取。
运用交叉分析, 分析女性的文化程度与洪灾预防意识、采取防范措施之间的关系(表7), 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洪灾预防意识、防范措施的采取。文化程度低的女性, 洪灾预防意识较弱, 采取防范措施的人数较少, 文化程度高的女性则相反。这是因为文化程度反映人们的知识水平, 文化程度低的女性, 洪灾知识的储备少, 导致洪灾预防意识较弱。另外, 女性的洪灾知识不足导致她们不知道怎样采取适当措施来预防洪灾, 所以文化程度低, 也导致其预防措施的采取不够充分, 女性在洪涝灾害中的脆弱性凸显。
研究认为, 洪灾知识获取渠道影响着女性的灾前准备, 进而影响女性在洪灾中的脆弱性[15]。本文从亲身经历(x1)、广播(x2)、电视(x3)、报纸(x4)、网络(x5)、学校教育(x6), 以及政府职能的宣传(x7)等方面构建女性获取洪灾知识的渠道,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计算了女性获取洪灾知识的不同渠道。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后, 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3个成分(表8), 作为女性获取洪灾知识的主要渠道。
主成分载荷反映各主成分与原始变量的相关性。F1中载荷较大的因子是x1、x2、x3、x4、x5、x7分别代表亲身经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以及政府职能的宣传, 可称为传播媒介; x1在F2中的载荷较大, 该主成分主要代表亲身经历洪灾以获得洪灾知识, 故可称为亲身经历; F3中x6具有较高的载荷, 主要代表学校教育, 该主成分可称为教育经历。
传播媒介、亲身经历、教育经历是女性获取洪灾知识的3个主要渠道。女性因固有的家庭分工, 接触外界事物的机会少, 对一些传播媒介的使用少, 获取洪灾知识的渠道也相对较少。另外, 女性文化程度普遍低于男性, 也使其获取洪灾知识的能力降低。
洪灾发生时, 减少伤亡的防灾减灾技能也非常重要。调查发现, 女性对防灾减灾技能的掌握与男性相比较弱, 大部分女性不能掌握游泳、爬树、快跑等洪灾中的重要逃生技能。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不到35%的女性掌握了游泳技能, 会爬树的女性不到男性的1/4, 快跑逃生的技能也更为薄弱。这些防灾减灾技能的缺失导致女性在灾害来临时, 不能及时自救, 使其在灾害中的脆弱性显著。
女性在灾难中有着特殊的行为模式。女性在洪灾中会首先保护孩子、老人或者受伤的亲人, 而男性更在意家庭财产的损失。在调查中发现, 近9成的男性非常关注家庭财产, 而超过80%的女性的关注焦点是家里的老人、孩子的状况。在洪灾中, 女性比男性更脆弱, 但她们还希望保护和照顾老人和孩子, 这增加了她们的脆弱性程度。另外, 洪灾时女性还担负着救灾物资的获取、食物分配以及照顾家人等工作, 这些固有的家庭分工使女性在灾时需要完成更多的家庭任务。这会增加她们的心理和生理负担, 从而使其脆弱性程度加深。
本文以2013年余姚洪灾为研究案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余姚洪水重灾区中女性群体的洪灾脆弱性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女性洪灾脆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 经济独立性差; 灾前准备不足, 防灾意识薄弱; 灾时身心状况差, 需求未被满足; 灾后恢复时间长, 心理状况堪忧; 防灾救灾参与度低, 自主性缺乏。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洪灾知识获取渠道、防灾减灾技能以及特有的行为模式对女性洪灾脆弱性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以2013年余姚洪灾为例, 只针对余姚洪水重灾区进行调研, 没有综合其他地区和案例, 可能存在数据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以后会加强横向对比研究, 将更多地区和案例纳入到研究中来, 以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在女性脆弱性的成因方面, 只采用了主成分分析和交叉分析,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没有深入揭示其内在作用机理。由于数据采集的限制, 对女性脆弱性的成因探讨不够, 只研究了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洪灾获取渠道、防灾减灾技能等因素, 不能全面反映女性脆弱性的成因。此外, 女性在洪灾中特有的行为模式、女性在灾害防御、生活救助、医疗救治、心理援助、恢复重建以及志愿服务等领域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加强对女性群体关注, 满足女性身心需求。与男性相比, 女性在洪灾中的健康状况较差。因此, 在灾害救援中, 应充分考虑女性的脆弱性, 对女性实行特殊救助:一是考虑到生理性别的不同, 需把特殊女性用品放在救灾物资储备的清单上; 二是准备两性所需的基本物资。在紧急抢救物品(如救生舟、救生船、救生衣等)和生活必需品(如食物、水、住所、保暖的衣服和被褥)基本满足的前提下, 安置灾民的生活用品要分开男女清单, 如蔬果类、肉类等, 以满足两性的不同需求。灾后, 不仅要注重物质救援, 更要强调精神抚慰。良好的精神以及心理状态是受灾民众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可以避免二次灾害, 使救灾工作顺利进行。洪灾发生后, 女性会更容易因为生命财产损失产生恐惧、失望甚至绝望的心理。相关部门应及时安排心理咨询人员及志愿者进行心理救助, 到灾区关心其生活状况, 使其重拾生活信心。心理干预与疏导工作要注重性别意识, 需要满足两性不同的心理需求, 尤其需要加大对女性心理状况的关注。
增强防灾减灾活动参与, 提升女性社会地位。防灾减灾活动的开展要充分考虑性别的差异, 让两性拥有同等参与的机会。现今社会, 男性越来越多的外出工作, 而女性在家庭事务管理以及灾害应急处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她们更加熟悉和了解家庭信息和当地情况。但是由于在教育等后天发展上的不平等, 两性在防灾减灾技能的获取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政府应把女性纳入到防灾减灾体系中, 提升女性灾害感知与意识的培养, 加强急救措施、灾害预防演练等培训, 让女性有必备的防灾减灾技能, 以正确应对洪涝灾害, 充分发挥女性在防灾减灾方面的积极作用, 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在洪灾后, 政府应当完善落实恢复工作, 重视女性在生理以及心理健康上的恢复, 通过定期身体检查、心理疏导以及灾后补助等措施保障女性的身心健康。在灾后重建的过程当中, 应充分发挥女性的积极作用。政府在制定救灾、重建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女性的参与和权益保护; 应鼓励女性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尊重女性的声音, 给予女性发言权与参与重建的机会; 结合当地情况, 开展灾区女性职业技能培训, 提供就业信息并引导女性就业, 激发女性潜能与生活信心, 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加强灾害教育, 拓宽洪灾知识传播渠道。防洪意识的普及是提高城市应对洪灾的有效途径, 公众灾害意识的提高对减少城市洪涝灾害损失, 提高整体应急能力有很好的缓冲作用。政府应加强全民防灾知识和应急能力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除了通过资料图册发放、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外, 还可以通过网络、微信等新媒体发布相关知识。在洪灾知识传播中, 要注重针对女性的宣传教育, 比如城市社区组织一些防灾减灾知识宣传互动, 可以使宣传覆盖到女性群体。政府应积极组织预防演练、避难演练、急救培训等, 让民众尤其是女性群体了解如何自救, 增强居民面对自然灾害的自我保护能力, 减轻洪涝灾害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的损失。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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