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四化”发展阶段、区域格局和协调思路研究
徐梦洁1, 史敏琦1, 王丽娟2,*, 庄舜尧3
1.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3.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08
通讯作者:王丽娟(1981—),女,江苏海门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空间组织与资源利用,E-mail:wanglj1981@126.com

作者简介:徐梦洁(1973—),女,江西宜春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E-mail:xmj@njau.edu.cn

摘要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体现了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开展“四化”同步研究对于经济统筹发展、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分析了浙江省“十二五”期间的“四化”发展进程,揭示其区域内部差异,评价了“四化”协调发展,以期为后续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十二五”期间浙江省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均稳步推进,工业化步入实现阶段的后期,城镇化与信息化双双进入平稳发展的后期阶段,农业现代化则处于初步实现阶段。浙江省“十二五”期间“四化”发展步调不一,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关联松散;与此同时,“四化”发展仍然存在显著的省内差异,浙西南城市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于浙东北。因此,今后浙江省应注重突破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约瓶颈,增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并逐渐消弭省内“四化”进程的差异。

关键词: 四化; 发展阶段; 区域格局; 十二五; 浙江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528-9017(2018)05-0685-07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 四化” )体现了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1], 也是新一轮改革的内在需求[2]。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并充分发挥信息化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协调发展” , 将“ 四化” 同步作为新时期现代化发展的思路[3]。“ 四化” 不仅有深厚的历史关联, 彼此之间也存在互动耦合机制[4]:以工业化为主导, 为城镇化提供经济和产业支撑, 装备并带动农业现代化; 以城镇化为重点, 作为空间载体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并且推动农业现代化; 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向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保障与支持; 以信息化为手段, 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服务, 通过技术外溢带动三者的发展。分析特定区域的“ 四化” 发展状况并评估其所处阶段, 归纳“ 四化” 发展的协调特征, 对于区域经济统筹发展, 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及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而为国家和区域发展路径选择提供科学参考。

学者们对“ 四化” 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冯献等[3]在剖析“ 四化” 历史关联的基础上, 论证了“ 四化” 同步建设是当前深刻社会经济变革背景下的现实选择, 提出了同步推进“ 四化” 的运行机制。张琳等[2, 4]为了凸显“ 以人为本” , 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明确提出包括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新“ 四化” 理念。有的研究着眼于“ 四化” 空间载体的差异, 构建以城镇为载体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互动模型[5], 或者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 关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与融合关系[6]。还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了“ 四化” 中的两两关系, 如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的优先度[7], 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作用等[8]

在理论研讨的基础上, 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定量方法对“ 四化” 的格局与关联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早期研究往往侧重评估“ 四化” 的单项进程, 如王建军等[9]对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 陈佳贵等[10]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 李芬英[11]对我国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蒋和平等[12]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评价等。研究人员通过筛选评价指标, 确定指标权重, 对评价单元(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等)赋值并划分相应的发展阶段, 逐渐注重“ 四化” 之间的协调发展。如采用耦合模型[13]来揭示“ 四化” 协调发展的动态演进, 或利用产出技术效率值来表征“ 四化” 发展水平[14]。近年有较多学者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验证“ 四化”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或互动, 如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作用[8], 或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互动[15]等。总体而言, 这些研究的尺度通常集中于国家或跨省大尺度区域, 省域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 将“ 四化” 发展阶段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也较为少见。

浙江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 “ 四化” 发展水平在全国位居前列, 但以浙江省“ 四化” 发展为主体的综合研究并不多。分析浙江省“ 十二五” 期间“ 四化” 现状, 判断其进程及省域内部差异, 有利于对浙江省的“ 四化” 发展水平进行精准定位, 从而为后续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对于全国其他省份与自治区的“ 四化” 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1 “ 四化” 进程评价指标与方法

“ 四化” 进程评价应从“ 四化” 的概念与内涵出发, 遵循系统性、动态性、简明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量化等原则, 选择为大多数研究人员认可的指标体系, 确定相应的模型方法。

1.1 评价指标与模型

1.1.1 工业化

广义的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生产要素组织方式持续变革的过程, 包括农业变革和工业发展[16]。狭义的工业化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得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的过程, 由于工业生产的集约性, 也伴随着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本研究采纳狭义工业化的定义, 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方面来选择指标, 然后参照钱纳里等[17]的划分方法, 将工业化过程加以进一步区分, 并确定各阶段的标志值[10](表1)。

表1 工业化基本指标不同阶段的标志值

1.1.2 城镇化

城镇化也称为城市化或都市化[8], 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18], 通常以城镇化率来表示其发展程度。城镇化率有2种计算方法, 一种是按公安部门统计的户籍人口, 另一种是按统计部门统计的常住人口, 按第一种方法计算的城镇化率通常低于第二种方法得到的结果, 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出发, 第二种方法更能体现城镇化的真实进程。

Northam[19]借用Logistic“ S” 型曲线来描述城镇化进程, 将之划分为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的初始阶段、城镇化水平加剧上升的加速阶段和城镇化水平较高且发展平缓的后期阶段。这一模型和阶段划分方式也为国内学者广泛接受[9]

y=C/(1+ea-bt)。

式中:y为城镇化率; C为城镇化率饱和值; t为时间(年份); ab为待估参数。基于城镇化的发展过程, 由Logistic曲线可识别出3个特征点[9]:城镇化发展速率极大值点Dm、发展加速度极大值点D1和加速度极小值点D2。其中D1对应于初始阶段与加速阶段的临界点, D2对应于加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临界点, 特征点的取值与属性可以通过曲线拟合参数后计算得出。

1.1.3 信息化

信息化这一术语由日本科学技术和经济研究协会于1967年首次提出[7], 认为高科技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而让国民经济实现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演进, 社会也随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信息化水平可采用邮电业务总量占GDP比重来表征, 其进程也可借鉴描述城镇化发展的Logistic曲线来描述。

1.1.4 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2], 表现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显著提升[3]。本研究从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衡量农业现代化进程。其中, 指标N1~N7用于评价农业投入水平, N8~N11用于评价农业产出投入水平, N12~N14用于衡量农村社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参照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区域与现代农业经济研究中心测算的指标值作为阶段划分的标准[12](表2)。

表2 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值与指标分值标准
1.2 评价方法

TOPSIS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是一种多目标决策方法, 于1981年被首次提出[20]。其基本原理:在基于标准的原始矩阵中, 找出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 然后分别计算出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 获得该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 以此作为评价对象优劣的依据。其步骤[21]:1)统一各项评价指标的单调性; 2)对各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 3)进行加权处理; 4)确定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 5)分别计算各个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及最差方案的距离; 6)计算综合评价值。在分析浙江省工业化与农业化的省内差异时, 由于均涉及多项指标, 选用TOPSIS方法用于各市发展排序。

2 “ 四化” 进程与区域格局

按照前述“ 四化” 评价指标与模型, 对“ 十二五” 期间浙江省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以判断, 分析“ 四化” 所处阶段、相应特征与区域内部的差异, 研究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

2.1 工业化

2011— 2013年, 浙江省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后期。2014年, 浙江省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度超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产业结构指标率先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而其他2项指标均落在实现阶段后期区间(表3), 表明浙江省已全面步入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后期, 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

表3 浙江省“ 十二五” 期间工业化指标值与 对应阶段

浙江省的工业化发展现状存在显著的省内差异, 各城市的工业化水平呈现多阶段混合发展的特点。2015年, 在人均GDP方面浙东北各市(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和舟山)均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而浙西南地区(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和台州)除金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外, 其他各市均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后期。在三产产值比重方面, 浙江省各市差距较大, 舟山市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中期, 杭州、温州、金华、台州和丽水属于后工业化阶段, 而其他城市介于两者之间, 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后期。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方面, 宁波和嘉兴属于后工业化阶段, 衢州和丽水属于实现阶段中期, 其他城市则介于两者之间。总体而言, 杭州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居全省之首, 已基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工业化各方面发展较为协调一致; 舟山和丽水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各指标的协调性也较差; 其他城市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对参评各指标取等权, 采用TOPSIS法对2015年浙江省各城市工业化进程进行评价(表4),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结果表明, 工业化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杭州、宁波、温州、舟山、台州、金华、嘉兴、绍兴、湖州、丽水和衢州。

表4 2015年浙江省各市工业化指标的对应阶段
2.2 城镇化

使用Logistic模型拟合浙江省1978— 2015年的城镇化发展过程, 参数t取1978, 即以1978年为基期, 当时的城镇化率为14.5%。拟合得到模型:

y=0.78/[1+e1.513 6-0.087 0(t-1978)]。

模型的R2=0.986 2, C=0.78, 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22]接近, 说明模型拟合较好。从模型拟合结果可知, DmD1D2分别为17.40、2.26和32.54, 对应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39.0%、16.5%和61.5%。由此可知浙江省的城镇化发展已于2010— 2011年期间跨越加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拐点, 进入发展后期, 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65.8%。在城镇化发展后期, 发展速度减缓, 城乡空间形态相对稳定, 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增长, 成为吸纳劳动力的推手, 城乡人口福利趋于一致[3]

2015年浙江省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是杭州, 达75.3%; 最低的是衢州, 仅50.2%, 两市差距为25.1百分点。以61.5%作为临界点, 浙江省的11个城市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包括杭州、宁波、温州、绍兴、金华和舟山, 这些城市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后期阶段; 另一类城市包括嘉兴、湖州、衢州、台州和丽水, 这些城市仍处于加剧阶段, 但发展速度已经趋缓, 其中丽水和衢州的城镇化发展大大滞后全省平均水平。

2.3 信息化

使用Logistic模型拟合浙江省的信息发展过程, 参数t取1978, 即以1978年为基期, 当时的信息化水平小于0.5%。拟合得到模型:

y=0.11/[1+e4.548 3-0.173 2 0(t-1978)]。

模型的R2=0.830 2, C=0.11, 拟合效果较好。从模型拟合结果可知, Dm、D1和D2分别为26.26、18.66和33.86, 表明2010年前后, 浙江省进入发展平缓的信息化后期阶段; 2012年信息化发展跨过D2拐点(拟合值为0.867%), 由加速阶段进入后期。由于缺乏各市信息化水平数据, 难以进行省内差异分析, 在此仅对浙江省的信息化发展历程加以简要回顾。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 浙江省邮电业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低, 为低于0.5%, 处于信息产业的初始阶段, 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如计算机、网络仍处于试验阶段和探索阶段, 尚未投入广泛应用, 该阶段的信息化应用主要是普及电话、电视等最基本的信息设备。90年代初, 互联网技术由军用转向商业化, 才真正进入了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和繁荣期, 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 是浙江省信息化水平加剧上升的加速阶段。此后浙江省信息化水平发展有所减缓, 2010年前后, 浙江省进入发展平缓的信息化后期阶段。从浙江省邮电企业主要指标2010年以后的变化情况也可以观察出这一点, 以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为例, 2010年为868万户, 2015年为1 316万户, 虽然仍旧保持增长态势, 但趋势不断放缓, 2011— 2015年逐年增长量分别为206万、79万、90万、33万和44万户。

2.4 农业现代化

从投入水平看, 浙江省2015年劳动力平均(劳均)农业投入(固定资产投资, 比实际数据偏低)、农业科技投入(使用研发经费占GDP比重, 比实际数据偏高)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比重、劳均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总动力数、有效灌溉率和播种面积有效化肥施用量分别为6 881元、2.4%、67.0%、0.4 hm2、12 kW· hm-2、72.4%和359 kg· hm-2, 基本落在初步实现阶段(Ⅲ )和基本实现阶段(Ⅳ )区间。从产出水平看, 2015年浙江省人均GDP、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7 644元、37 184元· 人-1、7 254元· hm-2和21 125元, 均达到发达阶段(Ⅴ )水平。从农村社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看,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和森林覆盖率分别为65.8%、13.2%和61.0%, 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偏高, 属于初步实现阶段, 而其他2项指标都达到了发达阶段(Ⅴ )水平(表5)。从总体看, 浙江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典型的初步实现阶段特征, 具体表现为物质投入水平较高, 农业产出水平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得到快速发展, 但这一时期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水平相对低下导致其对劳动和土地的替代率较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仍有较高的上升空间。

表5 2011— 2015年浙江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标值所处的区间

采用TOPSIS法对2015年浙江省各城市工业化进程进行评价, 由于数据难以获取, 指标N2N3未纳入评价, 对其余各指标取等权, 综合评价的计算结果表明, 浙江省各城市农业现代化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宁波、舟山、杭州、温州、嘉兴、绍兴、湖州、金华、台州、衢州和丽水。

3 “ 四化” 协调发展的思路
3.1 “ 四化” 协调发展状况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四者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3], 在工业化起步阶段,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这些劳动力被第二产业吸纳, 并在空间上向城镇集中, 在此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随着时间的推进, 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发展, 部分产出成果又反馈至农业, 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之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国民经济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演进, 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演进。对浙江省“ 四化” 进程的评估也充分体现了四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工业化的评价指标中就包含了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农业现代化评价时也采用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 反映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联。从评价结果看, “ 十二五” 期间, 浙江省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均稳步推进, 工业化步入实现阶段的后期, 其中产业结构已经踏入后工业化阶段。城镇化发展进入后期, 达到较高的城镇化水平, 但增长趋向平缓。信息化进入平稳发展的后期阶段。农业现代化处于初步实现阶段。需要指出的是, 浙江省“ 十二五” 期间的“ 四化” 发展程度不一, 其中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 并且省内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3.2 “ 四化” 协调发展思路

3.2.1 突破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约瓶颈

2011年, 浙江省的城镇化达到较高水平, 进入发展平缓的后期。2012年, 浙江省的信息化发展也跨越D2拐点, 进入后期阶段。2014年浙江省依照产值计算的产业结构率先突破,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度超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踏入后工业化阶段。同期浙江省的农业现代化仅仅由初步实现阶段进入基本实现阶段, 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值得注意的是, 在浙江省的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跨越新阶段时, 浙江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突破了1.5万元, 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012年为14 552元, 2013年为16 106元。一方面,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发展, 剩余劳动力的转出会提高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 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提高农民收入; 另一方面, 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刺激他们的消费需求[4], 从而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突破1.5万元同步于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步入新阶段, 无疑凸显了农业现代化作为其他“ 三化” 协调发展基础的重要地位, 但从目前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的比较可知, 农业发展已成为浙江省“ 四化” 协调发展的瓶颈。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浙江省应加速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 改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滞后的现状, 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 加快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确保粮食安全及主要农产品生产供给稳定, 构建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 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创新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 全面拓展浙江农产品网络零售市场, 构建多层次的农产品网上批发渠道, 加强农产品标准化建设, 推进生鲜农产品网上直销发展, 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3.2.2 增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

根据浙江省信息化发展Logistic模型的拟合结果, 浙江省信息化发展于1996— 1997年进入加速阶段, 于2012年进入发展平缓的后期阶段。与城镇化发展曲线相比, 信息化的D1拐点比城镇化滞后16年, 却几乎同时进入后期, 呈现“ 晚熟早衰” 的特点。

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已经得到了公认[7]:作为信息化重要载体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化能够促进工业技术的改良与升级, 加快知识和信息资源的传播, 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 从而加快工业化的发展; 与此同时,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比如使得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不断增长, 从而为信息化的核心— — 信息技术提供更多的资金投入。使用浙江省1978— 2015年的邮电业务总量和第二产业产值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来考察工业化和信息化之间的关联。两原始序列均非平稳性序列, 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 这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是却没有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 说明两者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检验结果可能由于统计数据口径问题导致偏差, 但是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其他研究人员的成果[7], 即信息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影响仅仅是浅层次的, 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信息产业缺乏核心技术, 并且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进入了平稳期。

政府部门在扶持与发展信息产业时应当着眼于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 以此来制定信息化发展策略。当务之急是全面提升先进制造业竞争力, 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加快“ 浙江制造” 向“ 浙江智造” 转型, 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和机器换人力度, 推动设备更新和新技术应用。与此同时, 加快宽带网络建设, 通过实施“ 互联网+” 行动计划, 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 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 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

3.2.3 逐步消弭省内“ 四化” 进程的差异

浙江省在“ 十二五” 期间的“ 四化” 进程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 根据浙江省11个地级市2015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测评结果, 可将这些城市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城市包括杭州、宁波与温州, 这3个城市在浙江省的“ 四化” 进程中位居前列; 第二类城市包括台州、衢州和丽水, 它们的“ 四化” 进程在浙江省相对滞后; 第三类城市包括绍兴、舟山、嘉兴、金华和湖州, 其“ 四化” 进程介于前两类城市之间。这些城市的测评排序较为一致, 如第一类城市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均位于前四位, 而第三类城市基本都处于末位, 从而体现了“ 四化” 的内在逻辑关联和相互促进作用。浙江省西南以山地为主, 中部以丘陵为主, 东北部是低平的冲积平原, 第三类城市均处于浙西南, 说明自然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和“ 四化” 进程具有显著的影响。山地的耕地资源相对有限, 人口密度也较低, 导致农业发展落后于平原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山地也是重要的障碍因素, 不利于城市扩张, 由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主要分布在城镇, 工业化进程也会受到影响。地形起伏也会增加信息化建设的难度与成本。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如何克服地形等限制因素来推进浙江省“ 四化” 进程, 逐步消弭省内差异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责任编辑:吴益伟)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李裕瑞, 王婧, 刘彦随, .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4, 69(2): 199-212. [本文引用:1]
[2] 张琳, 邱少华.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4, 28(4): 124-129. [本文引用:3]
[3] 冯献, 崔凯.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与同步发展的现实选择和作用机理[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3, 34(3): 269-273. [本文引用:5]
[4] 徐君, 高厚宾, 王育红.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耦合机理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 2013, 32(9): 85-88. [本文引用:3]
[5] 郑巧淑. 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测算[D][J]. 广州: 暨南大学, 2015. [本文引用:1]
[6] 陈卓.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与融合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J].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本文引用:1]
[7] 俞立平. 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的优先度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1, 26(5): 21-28. [本文引用:4]
[8] 李宾, 孔祥智. 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作用研究[J]. 经济学家, 2016, 28(8): 55-64. [本文引用:3]
[9] 王建军, 吴志强. 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J]. 地理学报, 2009, 64(2): 177-188. [本文引用:3]
[10] 陈佳贵, 黄群慧, 钟宏武.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6, 52(6): 4-15. [本文引用:2]
[11] 李芬英. 中国区域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J]. 杭州: 浙江大学, 2007. [本文引用:1]
[12] 蒋和平, 辛岭, 黄德林.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评价[J]. 科技与经济, 2006, 19(4): 56-60. [本文引用:2]
[13] 徐维祥, 舒季君, 唐根年.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动态演进[J]. 经济学动态, 2015, 56(1): 76-85. [本文引用:1]
[14] 曾福生, 高鸣. 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现代农业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 29(1): 24-39. [本文引用:1]
[15] 何敏. 我国信息化、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研究[D][J].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2014. [本文引用:1]
[16] 张培刚.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 发展经济学通论: 第一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1. [本文引用:1]
[17] 霍利斯·钱纳里.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吴奇,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本文引用:1]
[18] 简新华, 黄锟.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 经济研究, 2010, 56(3): 28-39. [本文引用:1]
[19] NORTHAM R M. Urban geography[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5. [本文引用:1]
[20] HWANG C L, YOON K.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A state-of-the-art survey[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81, 4(4): 287-288. [本文引用:1]
[21] 吴泽斌, 刘卫东, 罗文斌, . 我国耕地保护的绩效评价及其省际差异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09, 24(10): 1785-1793. [本文引用:1]
[22] 陈彦光, 罗静.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 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J]. 地理研究, 2006, 25(6): 1063-1072. [本文引用:1]